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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同路人——刘宝堂将军
来源:凤凰通讯社     编辑:刘志强     发布时间:2021-11-04 10:17:21.5     浏览量: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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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姜永明

 

大凡读过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革命史的都知道共产党克敌制胜、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建立武装根据地和党的建设。

提起统一战线,创建中国革命落脚点出发点和硕果仅存的两点一存"的西北革命的缔造者们,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王世泰、刘景范、阎红彦、马锡五、刘约三、马云泽、马佩勋等一大批人物都自然异口同声、不约而同地提到刘宝堂这个名字。在他们的口述史、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大量褒扬刘宝的感人事迹和言辞文献。对他为党为国为民做的诸多好事、善事、大事都交口称颂,并有许多老革命家、烈士与他多次喝过鸡血酒、插香烛、歃血为盟结拜兄弟,一致认为他是共产党人最忠实、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没有这位朋友的倾情相助,掩护、接济,西北地区这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不知道已经死过几回!因此,他被共产党人誉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在陕甘边统一战线工作中最成功、最受益的著名典范。

刘宝堂,民国时期西北著名将领。1900年生于陕甘边保安县的穷乡僻壤。从一名乡村青年成长为国民政府的少将旅长。从剿匪安境起家,历经百战,塞上抗战中不幸罹难,年仅42岁。由于他少年英雄起于阡陌,出身于行伍,成长在血海硝烟中,戎马一生,是一位快意恩仇、披霜蹈雪的将军。他的一生错综复杂,沧桑沉浮,既有刀光剑影,又有明枪暗箭,所以在生命与时代的纠缠中,功过是非、毁誉相参,充满历史的疑问和未解。如何揭开这些疑问,那么还是相信历史,倾听历史的述说吧——


一、习仲勋、马文瑞晚年的深切怀念和真诚评价

    1998101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习仲勋、马文瑞联袂在《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一文怀念刘志丹时,讲到了刘宝堂的事迹。

 

   再如刘宝堂,在国民党甘军陈珪璋部任旅长,志丹小时和他同过学,志丹到陈部作兵运工作时,就和刘宝堂进一步交朋友,无所不谈。后刘宝堂想加入红军,志丹说,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他一直暗地为党工作到抗战中期,1941年被敌发现,设计暗杀了。但在他军队中的进步军官后来都参加到革命队伍。他的子女都参加了革命。他的长子刘汉说:我父亲在世时,常教导我们要学习做刘志丹那样的人。解放战争中(建国后)我军抓住了杀害刘宝堂的凶犯张廷芝,公审枪毙,为他报了仇。志丹还给当时在敌军担任团长的左协中、曹又参多次写信,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走向革命,抗战后期他们率部起义了。他们还保存着志丹给他们的信,拿出来说:你看,这可是大手笔呀!大道理小道理都感人至深。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

 

    此后,马文瑞在怀念刘志丹的文章《群众领袖,革命楷模》中又这样讲道:

    

    志丹到了甘肃平凉,这里是国民党第十三师的驻地,第十三师是蒋介石收编的一支甘肃地方武装,但和蒋介石不是一条心。志丹有位同学叫刘宝堂,在该师任旅长,志丹找到了他,说明来意。刘宝堂说:苏雨生那家伙不够朋友,你到这,是我们的上宾。他立即向师长陈珪璋介绍了刘志丹,陈一听高兴地说:刘志丹、就是刘景桂,是咱这地面上一个大人物呀。陈过去曾在保安县一个油坊做过工,不但知道刘志丹,也知道刘家是书香之家,早就钦佩,这次能见,引以为荣。他要志丹留下,作他的高级参议,并提出结拜兄弟。志丹答应了。还提出有几位朋友(党员)也可以加入,陈也同意。志丹把在华池的刘约三、马云泽等同志叫来,一起举行了结拜仪式。不久张秀山同志来到,志丹用陈部的名义拉起了一个旅,由张秀山作党的工作,国民党害怕陈在陇东坐大,不利于他们统治,挑拨陈内部发生火倂,还集中力量来攻打志丹这一旅。志丹决定立即疏散撤退。以后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部下,他知道志丹到了华池,还派人送来十几驮子军服和其他军用品。后来陈被国民党暗杀了,刘宝堂这一旅一直和我们合作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刘宝堂被张廷芝设计杀害,我们驻定边的军队为刘宝堂报了仇,张廷芝溃逃到内蒙,后来被我们捉住公审处决。

 

二、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统战工作的杰作

    刘宝堂1918年年仅18岁时就在保安县顺宁杨渠寨脑畔山开寨组建民团、造枪,并剿匪安民,名声渐隆,被乡亲誉为少年英雄1921年被杨虎城部孙友仁收编,驻防延川任排长,在杨虎城、井岳秀的榆林教导团受训8个月,后杨部进军关中,在澄县驻防三年。1927年还乡再度开寨、招兵买马,又被张廷芝的叔父招安,升任连长,驻扎三边。这时认识了第一个共产党人绥德的马云泽。刘宝堂与马云泽非常投缘,受马影响较大。不久又结识刘志丹、刘约三等保安共产党人。此后在绥德义合因与志丹有书信往来遭人诬陷、身陷牢狱,后经人查明遭陷,恢复连长职务。他心怀不满,借年终探亲回家不归。

    1929年正月,受石英秀鼓动第三次在杨渠开寨、招募兵力。又逢陕甘边年馑,一月就招兵数百人,发兵陕甘边南梁堡一带,数月扩兵近千人。因与石英秀失联,又受到周围军阀的觊觎,在拒绝张廷芝的招安骚扰下,毅然投靠陇东陈珪璋部,任命为第二旅副旅长,兼第四团团长。从此,刘宝堂进入生命的高光时期,并开始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频繁接触。成为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统战工作的硕果典型,也是刘志丹在陕甘边的统战政策著名的三色兵运理论的成功范例。

     19294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刘志丹、杨国栋、贾拓夫、白明善、李力果、刘澜涛、冯文江、乔乃文、常立德、刘秉钧、韩俊杰、胡颖民等20余人,由白明善主持。会议着重讨论研究武装斗争的问题。刘志丹在会上提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第一,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兵运工作;第二,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匪运工作;第三,可以有红色的——直接组建工农红军武装。但应以白色的形式为主。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刘志丹在统战工作中著名的三色兵运理论

     红石峡会议后,刘志丹运用这一统战理论,组织保安县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哥老会马海旺的势力,分化瓦解以路登高为首的反动势力,合法地取得改选团总的胜利,掌握了陕甘边第一支武装力量。1930年刘志丹兵进南梁,巧妙运用三色兵运理论,利用与驻守南梁的团长刘宝堂同乡同宗,又是旧相识的社会亲缘关系,在马云泽寻找未果后,又察知刘宝堂已归顺陈珪璋并结为儿女亲家。刘志丹派刘约三去平凉与刘宝堂接上关系。从此,共产党人在南梁的革命活动发生了崭新变化,现举与刘宝堂有关的几件大事:


刘宝堂营救早期保安4名共产党人

     在刘宝堂周旋下,刘志丹终于与陈珪璋相识,二人相谈甚洽,遂由刘宝堂见证结为兄弟。共产党人谢子长、刘志丹等部队被陈珪璋收编为直辖警备骑兵第二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这一时期,刘志丹时常到刘宝堂团部商谈,渐渐地影响、开导刘宝堂,使他与共产党人的心贴得越来越近。有一次,刘志丹请他出面营救被榆林井岳秀关押的保安县曹力如、曹继之(后叛变)、王子宜、刘兆庆等4名共产党人。刘宝堂毫不犹豫地给井岳秀、刘润民等写信,恳请释放4位同乡,并派人携贵重礼物去榆林沟通。井、刘回信保安4人暂不能释放,但保证不杀。时隔一年后4人安全返回保安。


刘宝堂合水城雨夜中放走刘志丹等5名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

     1930年春夏之际,早胜事件发生后,刘志丹、刘宝堂二团遭高广仁设计扣留,裹胁北上。陈珪璋派蒋云台第五旅昼夜前去营救。兵行至合水县葫芦把塬时,蒋云台率部击溃高广仁部,二刘的部队也被缴械,这时,蒋云台派人到刘宝堂的住处缉拿刘志丹。其时,天正下着小雨,刘宝堂和刘志丹都在房子里,来人进门后,就向刘宝堂说,上级下了通缉令,要抓刘志丹归案查办。但他不认识刘志丹,刘志丹当时也正穿着士兵衣服在场。刘宝堂听后,当时就将刘志丹踢了一脚,并说你快去提水。刘志丹出门后,刘宝堂才向来人说,刘志丹前三天就走了。刘志丹出门后就藏起来,待来人走后,刘宝堂与刘文堂、郭孝堂等及其他人用绑腿带链接成绳,将刘志丹从四、五丈高的石崖上吊下去,使之脱险,返回南梁,继续扩充革命力量。所留干部战士一百多人,均随刘宝堂部队暂时寄居平凉,并与刘志丹约定什么时候要人,什么时候给人。这百余人中有王世泰、张秀山、刘景范、刘约三等,解放后均为国家党政各级领导人。

张秀山晚年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对他们在蛰伏平凉刘宝堂部队的日子,有翔实生动的回忆。


刘宝堂是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师的牵线搭桥人

     1931年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与师储杰的护烟武装整编为游击队,师储杰任支队长。由于在陕北接连的战斗中人员伤亡严重,难以立足。师储杰按赵伯平的指示,给平凉陈珪璋部的刘宝堂副官写信,要求将信交给刘志丹,师大队愿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同时,师储杰也率部向陕甘边进军。晋西游击队在去南梁的途中曾在保安县刘宝堂的老家桃李坬住宿,游击队的负责人之一马云泽在桃李坬与刘宝堂的胞弟刘明堂相见,详细了解了刘志丹、刘宝堂的情况。驻扎平凉的刘宝堂辗转收到师储杰的来信和胞弟刘明堂的传话。193110月中旬,刘宝堂派刘景范、刘约三、白冠五等人带着师的信件从平凉秘密脱身,踏进南梁山区终于在合水县倒水湾找到刘志丹。刘志丹阅信之后,深切担忧心师大队的命运,派刘景范等人速去寻找接头。1018日,刘景范在东华池的张家砭和师大队的参谋长杨重远接上了头,双方互通情况。19日,刘志丹与师储杰在张家砭会合。1020日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在林镇庙胜利会师。这是陕甘边游击战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基础,而刘宝堂的贡献是不应被泯灭的。


刘宝堂与一群共产党人在新堡镇义结金兰

   由于天气渐冷,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师后兵力加大,后勤补给紧张,刘志丹、谢子长相商后,决定采取借水养鱼的办法,通过刘宝堂接受陈珪璋的收编。马云泽到平凉后,就住在刘宝堂团部,刘宝堂见面后,除表示欢迎外,首先给马云泽告诉了两个消息,一是杜斌丞参议到平凉,住在农民银行。二是谢子长、高岗住在东关旅馆。马云泽听到这两个消息后,非常高兴。随即请带他去见杜斌丞,杜斌丞是马云泽的老师,见面交谈后,给了马云泽几箱冲锋枪和手枪、子弹,由刘宝堂暂替保管。第二天刘宝堂又领着马云泽会见陈珪璋,陈除表示欢迎外,答应马云泽来去自由,并决定派刘宝堂为陈的代表,前往南梁给刘丹部队送服装。当时刘约三也住在刘的团部,马云泽因经济困难,让刘约三将他的骑骡卖掉。刘宝堂得知后,劝马云泽不要卖骡子,并给了马云泽二百元银洋,马用这二百元银洋买了些步枪子弹和生活用品。刘宝堂还给了谢子长一匹坐马。被服、弹药准备好后,由刘宝堂组织大车运输,并带数十名卫士护送。这次谢子长、高岗、马云泽、刘约三、魏佑明等人一起回到南梁,首先会见了刘志丹,接着与晋西游击队的干部战士相会,刘宝堂看到晋西游击队一百多人,都年青有为,个个生龙活虎,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感到钦佩。这时刘志丹提出部队再回新堡,刘宝堂同意,次日开往新堡,到新堡后,大家商议,设香案举行金兰结拜义兄弟。刘志丹亲自手书兰谱,内容是:我弟兄志同道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努力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离叛等情,天诛地灭。具体时间是19311115日。当时结拜者八人,老大师储杰、老二杨琪、老三杨重远、老四谢子长、老五刘宝堂、老六刘志丹、老七马云泽、老八阎红彦(另一说有十八兄弟结义),各执兰谱一份惠存。刘宝堂当时带一些贵重礼品,分送给各兄弟,作为见面礼。香案结束后,刘宝堂回平凉,刘志丹派马云泽同行。到西峰住下后,刘问马,你们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马说,打日本、救中国,不当亡国奴。这时刘宝堂就全明白了,并说,我能和你们结交值得、值得!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这些人,将来都是西北要人,国家的栋梁。自此,刘宝堂沿途对马云泽的安全更加重视。


刘宝堂对陕北红军从物资、药品、军需品、技术人才的大力支持

      根据李升堂著,民革平凉市委员会199010月编印的《陈珪璋逸史本末》(内部资料)一书中记载:谢、刘部收编后,时隔不久,在刘宝堂的周旋下,给其领取了官方印信及军衣、帽、鞋、袜等一千余套,菜金三千多元(银币),马拐子枪二十余枝,本地连菜眼十多支,弹药、被服数十驮,同时拨给造枪工人二十名,领修械工具十五驮,并调给大夫、护士各一名,领西药一驮。陈珪璋委派刘宝堂为全权代表,亲率三十名卫士、百辆大车,运送军运物资于谢刘部驻地新堡镇。


刘宝堂与刘志丹南梁山打假仗和全力营救保安红军游击队员。

      刘志丹以南梁为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而刘宝堂管辖的地方,革命武装发展的最为迅速活跃,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国民党中一些人的怀疑,有人向甘肃省主席上告,说刘宝堂和红军有瓜葛。为了消除这个怀疑,刘宝堂与刘志丹联系好,和红军打一次假仗。刘宝堂事先派少校团副王继武联系好,刘部只放空枪,红军只退不打,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红军败退,钻进梢林,留下一些旧军鞋、军帽、烂枪和不好的牲畜等,刘部收了这些战利品向省主席报了喜。1935629日,红军围攻保安县洛河川畔的土围子——旦八寨子。保安红军的游击队员张连堂、刘和堂等20多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押送庆阳,后又解送咸阳,转解富县。刘宝堂闻听此事后,毫不犹豫地出面,四处奔走,寻求各种社会关系和耗费巨额资财,历时数月,终于在1936年正月二十日让这批家乡红军游击队员毫发无损,一个不少地返回赤安县(保安县)。

三、毛泽东定位抗战时期的刘宝堂为中间力量,贺晋年认为他是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

     1931年石子俊(石英秀)第三旅受杨虎城改编,编为新编第新十一旅。1932年刘宝堂任二团团长。19344月刘宝堂升任新编新十一旅旅长。长征时期,刘宝堂的新十一旅在其防区收容长征过境时期的伤病员及掉队人员1000余人,除部分营、团以上干部转送延安外,一般战士700多人全部编入新十一旅,并为组成地下混成独立旅进行隐蔽战斗。新十一旅从成立起就旅设党组,团设党总支。刘宝堂任职期间,并非一无所知,而是默许、宽纵、有意支持他们的活动。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刘宝堂奉命北上抗日,到19417月刘宝堂在安边不幸遇难,仅有短短五年左右,这是刘宝堂将军一生中的至暗时期。刘宝堂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引诱、阻拦,义无反顾地追随邓宝珊将军远去塞上榆林抗战,这也是邓宝珊从甘肃带至陕北榆林的唯一的完整部队。

    刘宝堂进驻靖边县宁条梁镇时,驻防于定边的八路军警三旅贺晋年前来迎接。经交谈后,双方均认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目的是一致的,两军之间,结为友好,互称友军。因之,刘宝堂即请贺晋年给军队作抗日宣传报告。同时贺晋年还派了一些人到刘旅各连担任政治指导员。部队在宁条梁休息一段时间,即开往榆林。部队到榆林后,分别驻防于鱼河堡、归德堡、三岔湾,榆林城内旅部驻于秦庄。当时邓宝珊总司令驻于榆林南门外的金岗寺。为了确保邓总司令的安全,刘旅长派出一个连给总司令部站岗放哨,其余部队全部投入训练,时刻准备抗日。1939年春季,刘宝堂奉命将第一团调往三边驻防,团部与第一营驻于安边,二营驻防宁条梁,三营驻防定边西门外,城内驻八路军贺晋年部。不久部队调防,二团三营从榆林调往安边城内,一团一营调出。这年夏季,顺宁川、宁塞川赶牲口的脚户,前往盐池运盐者络绎不绝,均受新十一旅的保护,更不能随便拉差。刘旅长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群众称之为真正爱民如子的好清官。同时,新十一旅的军官以友军的身份与定边驻守的八路军来往频繁,并赠送武器弹药为数不少。运输队往返西安驮运军装,路经保安、延安一带,畅行无阻。在新十一旅与贺晋年的八路军长期毗邻接触中,两军关系友好,不时邀请八路军的宣传队表演访问。在共产党人的统战宣传下,刘宝堂过去的八路军战友马云泽、刘约三、阎红彦、高岗、习仲勋都或因公或因私与他相见相谈,启发影响他为国为民多做贡献。据刘约三的儿子刘从军建国后回忆:在安边刘宝堂一次就赠送老朋友刘约三200块银元,让他贴补家用,刘约三返回延安后,就将钱上交边区政府。

     许多事件都说明了刘宝堂与共产党人表现出高度的合作精神。正如阎红彦在《刘志丹在桥山》一书中总结的:刘宝堂当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习仲勋、马文瑞直接认为是刘志丹专门安排的让他以国民党军官身份为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刘宝堂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身居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塞上抗战的前线,特别是在国共摩擦与反摩擦时期。193911月,国民党乘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与驻定边的边区警备二团骑兵营发生冲突,双方互有伤亡。即有名的定边事件定边事件发生后,当时社会影响较大,事发后,刘宝堂受邓宝珊命令亲赴定边进行处理。萧劲光也派贺晋年去定边调查,与刘宝堂双方协商该事件的善后处理。在事件处理中,刘宝堂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主动承认事情的责任是因为自己部队军纪不严、领导失察造成的,表示将肇事的营长调防,双方友好相处……萧劲光、贺晋年认为双方派员查办,尤见公允。八路军及时归还收缴对方的枪支和其它物品,双方和好如初。定边事件的公正处理显示了邓宝珊、刘宝堂以大局为重,从民族大义出发,与中共在处理事件方面默契配合,也显示刘宝堂做人做事的一贯风格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定边事件发生的第二年,194035日《毛泽东就绥德事件及与邓高关系致王震》这样讲道:榆林一带是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刘(宝堂)、朱(子文)等许多中间势力的集中地,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顽固派正用全力与我们争取这些中间派,用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故你们应十分注意此点。由此可见,毛泽东、共产党对榆林抗战时期的刘宝堂的准确定位和团结友爱的态度。1940年刘宝堂又派曹又参全权处理了靖边四十里铺归属问题,在三边军事摩擦的诸多纠纷事件中,对刘宝堂和新十一旅影响最大的是阎寨子民团事件。它直接导致旅长刘宝堂的死亡。张廷祥在阎家寨子驻扎数十人的保安大队,胡作非为,遭到边区八路军的围攻。张廷祥几次舔颜恳求刘宝堂的新十一旅派兵送粮救济。刘宝堂数度保持沉默、拖延,甚至不予理睬。最后,阎家寨子被八路军拿下。阎家寨子失守,让张廷芝、张廷祥兄弟对刘宝堂和新十一旅非常不满,再加上刘宝堂以张数世为匪,祸害陕北为由致电高桂滋,劝他对张氏兄弟不予接济。致使张氏兄弟对刘宝堂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张氏兄弟多次向胡宗南密报刘宝堂通共的罪行。1940年冬,胡宗南亲自策划搞垮新十一旅,而后要刘宝堂清洗新十一旅中的共产党员。刘宝堂一直搪塞应付,有令不从。于是,胡宗南认为刘宝堂靠不住,指示张廷芝用计谋致刘宝堂于死地。1941年春,张廷芝欲将自己的的女儿张淑琴许配刘宝堂的长子刘汉为妻,与刘宝堂结为儿女亲家,用此计削弱刘宝堂对张廷芝的警惕,同年农历713日,刘宝堂的儿子还在读初中,并未成婚,张廷芝就在安边用血溅鸿门宴的计谋宴请刘宝堂团、营、连干部,在酒席桌上,张廷祥枪杀了刘宝堂将军。

       牛化东在回忆录中讲道:刘宝堂遇难后,战士们含着泪、呼着口号,要为刘宝堂报仇,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新十一旅的将士英勇反击,在安边事件中彻底击垮了张廷芝、张廷祥父子的反动力量。194511月新十一旅在全国率先起义成功,仍被中共陕甘宁晋绥联军沿用新十一旅番号。新十一旅安边起义被誉为火车头。那么,作为一生都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刘宝堂将军,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新十一旅的起义奠定了革命基础,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农历1223日,八路军八团代表在安边城外西园子陵园参加了刘宝堂将军的追悼会,将军的遗体安葬在西园子陵园内。

      1942年农历219日,刘宝堂的灵柩由安边迁回志丹县桃梨坬安葬,为了纪念刘宝堂将军,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派红26军骑兵团参谋长刘约三在在刘宝堂的家乡召开追悼会,时任志丹县县长赵玉文、顺宁区委书记李玉清、委员李廷同志和本乡四面八方的群众赶来参加了追悼会。中央八大处为刘宝堂将军送来了挽幛和挽联,表达了党和各级政府对这位忠诚的朋友和人民敬仰的爱国之士的悼念。

     建国后党和国家将刘宝堂定位革命烈士,子女以烈士子女进行抚养,并被派往苏联留学,培养成著名水土保持专家。刘宝堂的事迹被收入《延安军事志》《志丹县志》,国家多次拨款对刘宝堂陵园进行修建。在南梁纪念馆、刘志丹陵园、谢子长陵园都不约而同地歌颂刘宝堂的统战贡献。


              纪念刘宝堂将军遇难80周年

                       2021930


责任编辑:刘志强  郭鹏  王卫平